风萧易水将军去 遗恨殷殷父女情——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太行行走进左权(下篇)
发布时间:2025-05-22 14:31:28| 浏览次数: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痛悼左权将军的诗句。
惊悉左权将军壮烈殉国,毛泽东主席提笔疾书:“给左权同志报仇,给那千千万万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报仇!”
在十几年的戎马生涯里,左权与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多位元帅共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左权牺牲的消息传来,林彪非常难过。
平时寡言少语鲜露情绪的林彪,罕见地为左权写下长篇诗文——《悼左权同志》,以“凌霄”的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这是林彪一生写过的唯一的一首悼亡诗。诗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行将停止的脉搏跳动的手,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堕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革命者啊!’回忆,何忍回忆!何从回忆!但又何能抑制这自然的回忆?大概是1931年吧,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你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你在国外学习的成绩却是很好的,你在黄埔一期也是一个卓越的。19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你显出了良好的质量,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后来回师江西的时候,忽然一个政治谣言竟然撤去了你的军职。你从容地、泰然自若地回到后方,那时我们就此分别了。然而一个忠勤笃实的印象深留在我的脑子里。在前方常看到你的一些有益的译述,我们非常地欢喜。在五次反‘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从此无限繁难的工作昼夜围在你的周边,敌人逼得我们是那么的紧,只要我们一丝疏忽,就要无益地丧失成千成万同志的生命,就会放过了毁灭成千成万敌人的良机。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你真正尽了组织战斗的重任,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你倦极了,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你的梦话我常听到,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见你过度的疲劳,我心中常在不忍。然而你的战友也是困倦不堪的,又何能替你分劳!记得吧?亲爱的同志!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烂的队伍和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荡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扑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当着人们面色苍白失去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更加奋发聪明起来,也更加有点野蛮起来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忘记其它一切,你在这时常警告着别人隐蔽身体。一颗耿耿的忠心,至今想来犹使人忍不住感激的泪。无泪的,左权同志!你虽然死了!但你的灵魂仍然活着。活在我们的心间,活在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心间,无疑的!我们,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坚持着,继续前进。我们一向所欲解决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一定会解决的。”
1942年9月18日,中共辽县县委、县政府在驻地西黄漳村召开党政军民5000余人集会,纪念“九一八”11周年暨辽县易名典礼,正式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皇甫束玉代表全体职工在大会上讲话
在这个仪式上,皇甫束玉(1919年出生,辽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辽县《抗战报》社编辑、抗日县政府教育科科长兼左权剧团团长,建国后曾任中央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高等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等职)等创作的山西民歌《左权将军》第一次唱响——
“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七年,他为国家他为民族费尽心血。未当政治委员苏联去留洋,回国以后由军长升到参谋长。日本鬼子五月扫荡咱路东,左权将军麻田附近光荣牺牲。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辽县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
10月10日,在八路军为左权将军举行的公葬仪式上,彭德怀写下《左权同志碑志》——“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举行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内取得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11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将首脑机关迁至河北邯郸。
1946年3月1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在邯郸建立烈士陵园,纪念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革命烈士。3月30日下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及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薄一波、张际春等领导同志来到邯郸城南的原日本东亚神社遗址,举行烈士陵园破土奠基仪式,刘伯承亲自挖下了第一锹土……
总司令朱德指示,一定要把邯郸烈士陵园建设好,让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有一个安息之地,同时也让生者有一个纪念、缅怀革命先烈的场所。
1948年4月,朱德、陈毅和刘伯承等人来到邯郸,检查及督促烈士陵园建设情况。回想起那些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战友们,陈毅感慨万千,当场挥毫赋诗:“往来邯郸道,数度谒陵园。光辉照环宇,成仁齐圣贤。大众歌盛德,英勇足世传。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
陵园建成后,至于哪些烈士可以移葬至此,谁又是第一个移葬之人选,成为需首要解决之事。1950年1月,邯郸烈士陵园主任张芥士、副主任何如愚经过了充分商讨后,分别给中央政府内务部、华北军区政治部和河北省政府递交了关于左权将军灵柩移葬邯郸烈士陵园的报告。
194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太行山区的八路军进行“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挥总部机关突围时英勇牺牲,至今已长达8年之久,而其灵柩一直埋葬在河北省涉县石门村,距离邯郸烈士陵园约240华里。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没有忘记曾经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同志,接到邯郸烈士陵园的请示报告后,立即决定将左权将军的灵柩移葬至邯郸烈士陵园,并与邯郸陵园落成典礼同时举行,为左权举行国葬。
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组成“左权将军移灵与烈士陵园公墓落成典礼委员会”,专门负责左权将军灵柩移葬事宜。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组织召开了“左权将军移灵与烈士陵园公墓落成典礼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部门有国家内务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军区政治部等,规格颇高。10月20日,左权将军灵柩移葬及邯郸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邯郸城沿街两侧遍布花圈、祭桌,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向左权将军致祭。
灵柩抵达陵园后,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等领导人和左权将军的爱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等走在灵柩的前面,执幡前导,将灵柩放在了公墓祭台上,上面摆满了花圈。这一年,左太北只有10岁。多年后回想那时的情景,左太北动情地说:“真是老天爷也流泪,迎灵前大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
毛泽东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镌刻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迎门而立的纪念塔上。
朱德:“左权及晋冀鲁豫革命烈士们!你们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坚持敌后作战以身殉国,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你们的功绩和事业永垂不朽!”
邓小平:“邯郸烈士陵园纪念。我们今天获得的全国胜利是我们继承由先烈们奠定基础的伟大而光荣的英雄事业的成果。”
聂荣臻、徐向前:“左权将军千古。八载永诀, 每忆往事如昨日;万古长存,瞻仰陵园慰英灵。”
贺龙:“左权同志千古。为中国解放事业奔驰疆场,数十年如一日,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与高贵品质,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荣的楷模。烈士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下午1时许,左权将军灵柩安葬仪式正式开始,社会各界5000余人参加国葬。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宣读《祭左权将军文》:“左权同志,你为国牺牲,于今已整整九年!你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忠诚的同志,你是八路军一位优秀的将领,你是中国人民最好的勤务员。这九年来,中国人民思念你!痛悼你!尊敬你!学习你! 你时刻活在每一位革命同志的心上。……愿你安息,愿你的功绩在史页上放出不朽的光芒。”祭文宣读完毕后,谢觉哉亲自扶着左权将军的灵柩,将左权将军的英灵送入墓穴。
当故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移葬邯郸烈士陵园之际,我们沉痛悼念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模范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左权同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早岁习军事于广东湘军讲武堂及黄埔军校第一期。后与刘伯承同志等投入广州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往苏联留学,继又转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左权同志归国,即驰抵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于人民革命战争。
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权同志历任红军大学教官,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红军第十军政治委员,第十军军长,第一军团参谋长,第一军团军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左权同志任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策划与指挥全军,转战华北,深入敌后,创造抗日根据地,开展人民战争,与日本法西斯搏斗。
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卖国贼蒋介石日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寇集中全力,回师“扫荡”敌后,抗日战争走向最艰难困苦的阶段,第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太行区,更遭受到日寇和蒋匪帮反动军极其残酷的进攻。
1936年12月,左权在西安会见了儿时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整编1师167旅少将旅长的匡泉美,此次会见对匡泉美1946年退出内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左权同志灵活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优秀地指导全军,依靠人民,进行英勇战斗,粉碎了日寇历次的残酷“扫荡”,并不断以实战经验和苏联红军先进的军事科学,教育干部,整训部队,严肃纪律,显著提高了部队正规化的建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左权奉命担任红军第一梯队总指挥,与张、杨所部共同防御亲日派武装进攻。图为左权在西安
1940年秋,左权同志亲身策划与指挥了轰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毙伤俘敌伪四万余人,获得了抗战史上辉煌的战果。但我们亲爱的左权同志,于1942年日寇“扫荡”太行区时,在麻田亲率部队出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左权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巨大损失!
左权同志离开我们八年多了,但他在毛主席、朱总司令教养下所富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左权同志在回国的12年中,未尝一日离开人民军队,未尝一日离开军事前线,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以英勇、沉着、果敢的战斗作风,教育与指挥部队,向国内外敌人作决死的斗争,12年如一日,最后,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尽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战士最高的职责。
12年来,左权同志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丝毫不苟,准确负责,愈困难时愈坚定,愈胜利时愈清醒,也从来没有不安于机关工作,一直忠心耿耿,为人民、为战士、为下级服务。他虽然是部队的高级首长,但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工农本色,他的超人的刻苦、朴实的作风,深刻的影响了干部和部队。
左权同志酷爱学习,常善于百忙中挤出时间,钻研革命理论,翻译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科学论文,教育部队,正由于他孜孜不倦、联系实际地努力学习,因而能深刻体会毛主席的军事学说,在军事建设和对敌作战中获得优异的成就。左权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将永恒的遗留给我们,做我们的榜样,鼓舞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沉痛地悼念左权同志,我们也时刻难忘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自我牺牲的烈士们,我们的先烈们,以鲜血换来了今天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光荣完成了人民战士应尽的崇高的责任。今后,巩固与发展人民革命的成果,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就有赖于我们生者更好的努力。
目前,中国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正在亚洲扩大侵略战争,已严重地威胁了我们人民祖国的安全。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挥员和战斗员,必须高度警惕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我们要继承与发扬先烈们忠于人民、忠于职责、勇往直前、所向无敌的战斗意志和革命英雄主义,解放祖国的一切领土,保卫祖国的和平。我们要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来纪念先烈们的伟大业迹。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2025年是左权将军诞辰120周年。5月12日,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太行行的战将士后代们,来到山西省左权县十字岭的将军殉难处和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缅怀。
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理事、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陈人康(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太行行纪念活动总指挥)、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张晓龙(开国大将张云逸长孙)、彭宇(彭德怀元帅侄孙)、宋京波(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子)、刘煜滨(开国上将刘亚楼之子)、李小荣(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公安总局局长、中南大区局书记李一清之女)、李洪(开国少将李觉之女)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抗战将士后代参加纪念活动(12军后代武丽佳策划发起)。
通过两天来的纪念活动,大家更加敬仰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进一步认识到要把对左权将军的缅怀之情化作抢抓机遇、迎难而上、推进发展的不竭动力,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谱写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2018年10月7日,笔者与王欣(十字岭左权将军雕像的策划捐立者)、萧锋将军之女萧南溪、老红军陈复生后人陈戬一同来到北京市某社会福利院,探望左权将军的独生女儿左太北大姐。
十月金秋,风轻云淡。福利院的院子宽敞整洁,秩序井然。我们来到活动中心大楼前,一位白衣护理在向我们招手。我定睛一看,一下子认出坐在轮椅上的左太北大姐。大姐带着那副标志性的眼镜,膝上盖着条粉色的毛巾被,笑眯眯地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紧急握住她的双手。
我告诉她我们刚刚从左权县参加十字岭英烈公祭回来。听到“左权县”三个字,太北大姐的眼睛更加有神了,“我出生在那里,我回去过,回去过!”我问:“大姐,外面冷不冷?要不要回房间去?”她微笑着连连摆手:“不用,我们一起转转吧。”推着轮椅的护工笑着说,“今天外面气温很好,她知道你们要来,让我推着出来等你们。她喜欢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呢。”我们轮流推着大姐,向着阳光更加充足的地方走了过去。
一路上,太北大姐笑得很开心。谈起我们在左权县的观感,太北大姐不时喃喃自语,“我还是很想回去看看!”她向我招手说,“这个院子里有两个大狮子,很好看。想不想去瞅瞅?”我们连连点头。她像个孩子一样很是兴奋:“太好了!走,我这就带你们去看看,不远,很好看!”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推着车,绕到大楼的另一面,看见大楼正门两旁有两只大石狮分立左右,像两个威武的大将军。
太北大姐指着说,“就是这儿。好不好看?”我和王欣笑道,“大院里面,选在这里合影,的确最好!”“太北大姐真的是很有心啊!”我们和大姐摆好姿势,快门一响,留下了难忘的珍贵记忆。
我向太北大姐提到,日本军国主义有可能死灰复燃。她的神情凝重了起来,说道:“日本鬼子太可恨了!”我说,他们的战争罪行还没有被彻底清算,我们正在倡议推动打造全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和平文化中心。大姐听后连连点头道,“好,好,应该纪念!”
我取出很多共同倡导建设二战和平文化中心的抗战老兵及英雄后人题词的本子,想请她看看能不能也签名支持。她很爽快,问:“有笔吗?”我忙递上笔去。她思索片刻,便开始下笔。我帮着她托起本子。她的手略微有些颤抖,不知是手腕乏力,还是这个话题让她难抑激动。
但很快,我便有了答案。大姐慢慢地用力写上“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几个大字后,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噙满了泪花,说道:“小胡,我一般签名,从来都不提父亲的名讳。但是,这个倡议签名,我要写上:我是左权的女儿!”话音一落,我的眼泪也在眼眶中打转儿。幸好,太北大姐已经低下了头,一笔一划地写上“左权的女儿”,并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连忙拿出手机,拍下了这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这一话题有些沉重,我们不想让大姐太过激动,开始聊起些轻松的事儿,并推着她回到房间。屋子干净整洁,室内温度也很适宜老人。桌子、柜子、床头台上,都摆满了左权将军的照片、画像及有将军形象的工艺品。太北大姐热情招呼我们坐下,高兴地向我们介绍每张照片上的人物和故事。床头对面较高的柜子上的一张放大了的照片,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这是一张毛泽东主席与几个带着红领巾的孩子们的合影。
太北大姐指着这张大照片,介绍说,“前排高个子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我。”我问,“是哪一年?”“1951年,‘六一’儿童节,是在中南海。我们是八一学校的七名少先队员代表, 去向毛主席敬献作业成果。”
王欣问,“其他都是谁啊?”她指着照片娓娓道来:“左边的男孩子,是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主席左边的是宋任穷将军的女儿宋勤。我身后高个的那个女孩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
1951年“六一”儿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八一学校学生左太北、宋勤等七名少先队员代表,接受优秀作业献礼(左四为左太北)
我问,“主席当时说了些什么,还记得吗?”太北大姐顿挫有力地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啊!主席勉励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革命的下一代。”
八一学校的前身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荣臻小学,1947年3月成立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最早创办的一所学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根据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荣臻小学”改名为“八一小学”(后改为八一学校,现为八一中学)。1952年学校迁至北京西郊海淀镇,成为华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这所诞生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我望着大姐身后右侧床头墙上挂着的主席与她合影的照片问道,“这是哪一年照的?”她回头看了一眼,说,“是同一年,就是这一次接见我们时照的。我说出自己的父亲是左权时,毛主席笑容可掬的脸上立即严肃起来,他把我拉到身边,亲切询问从延安到北京的生活,并单独留下这张合影。毛主席还特别叮嘱老师:八一小学有不少烈士子弟,他们是烈士的骨血,要好好抚养他们,培养他们。”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参谒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墓前伫立默哀
也许,正是与左太北的见面,触及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痛处。1952年11月1日,左权殉国1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归途中,专程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缅怀左权将军。
那里安葬着左权将军等203位革命烈士,其中56位被列入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他们是为国捐躯的优秀指挥员和战斗英雄,他们的英灵安息在松柏苍翠、葱郁草坪之间。在民族危亡时刻,英烈们用血肉之躯并肩御侮,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太北大姐让护理取来《怀念左权将军》文集,认真地在扉页上签下名字,赠我留念。
我拿出了世界反法西斯和平和平文化中心的规划设计图,和大姐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瞬间。
不知不觉,时间飞逝。我们相互会意:该起身告辞了,不能让大姐太过劳累。大家抓住时机与敬爱的大姐留下了最后一张珍贵的全体合影。太北大姐意犹未尽,让护工推着,坚持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门口,挥手目送我们离去。
是夜,我辗转难眠,便开始细细翻阅《怀念左权将军》文集。里面有很多是左权将军刚刚殉国后八路军的领导和战友们写下的纪念文章,非常珍贵。尤其是,书中收录了太北大姐本世纪初的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字字珠玑,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现将这两篇殷殷父女情深的纪念文章的部分节选附于本文中,与大家分享,共同感怀。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纪念和缅怀伟大的革命先驱、人民的功勋英雄——左权将军。
60年来第一次给爸爸写信,桌前灯下,追思往事,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爸爸,1940年8月,您为我们娘俩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与妈妈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怀里的我笑得有多开心、多快活。出生不满一百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和您的生离死别呢!
1942年5月25日,十字岭上日军一发罪恶的炮弹,夺走了您的生命。您的壮烈牺牲,震动了整个华北大地。太行山为您低头致哀,漳水河为您呜咽哭泣。而对我们娘俩来说,失去您,则是无法弥补的最大不幸。妈妈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当时我这个年幼无知的小丫头,又怎能体会这种折柱塌天般的痛心呢!后来我长大成人,才渐渐懂得,这是给我一生留下的巨大空白和缺憾。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结婚成家并生儿育女后,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您和妈妈为我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伴随我终身的,是对您和妈妈永远的怀念。
爸爸,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批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伯伯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伯伯设法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1949年12月,84岁的奶奶病逝,湖南省和醴陵县的党政军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亲临送葬。她盼到了抗战胜利,看到了祖国解放,并乐以终身。生育了您这样一位革命将领,劳累受苦一辈子的奶奶,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爸爸,您走了以后,党组织和妈妈对我非常关心。我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1960年被保送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51年6月1日,我曾和八一小学的同学代表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献鲜花,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相。周恩来伯伯在北京初次见我时勉励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一段时间,我住在彭德怀伯伯家里,他和浦安修阿姨待我可好呢!政府发给每月20元抚养费,他们都替我存着,直到1962年才亲手交给了我。有一次,彭伯伯回忆起您,深情地对我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这些年来,每当我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您在那频繁战斗的环境里,仍然刻苦顽强地学习、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英勇沉着地指挥作战的情形,我就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力量。1965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如今我已退休。您的一个外孙和孙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您和那个时代的先驱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1982年5月,妈妈把3份历史珍宝慎重地传交给了我,其中有您写给妈妈的11封信。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些信,多少回我睡梦中高兴地见到了您。听妈妈讲,我于1940年5月出生于八路军总部医院,您骑马把妈妈和我接回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武乡砖壁村。3个月后百团大战拉开了序幕,您送妈妈和我回延安。在这分别后的21个月里,您给妈妈写了11封信(可惜还有一封信遗失了)。从中我真切地体味到您对我们娘俩的挚爱,真是催人泪下!
每一封信里都问到北北的情况:夏天,您给小太北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您记挂着小家伙很怕冷,是否冻坏了手脚;儿童节快到了,您想着我“忙碌的准备”、“可能出席比赛”、“还可能获得锦标”;北北病了,您焦急地反复说“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急切地询问病后恢复情形如何?您盼着孩儿快快长大、懂事,知道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战斗着……您在敌后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最大努力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您对妈妈的关心体贴,是那样的至深至微:“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得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您在牺牲前3天的最后一封信中,放心不下的还是我们娘俩,“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人照顾的。”真是河深海深,比不过父母亲的恩情深!爸爸,您的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珍贵的宝物。
您的这些信穿过历史的风雨烟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揭露和控诉。爸爸,您一定记得您写的这些话:“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布满糜烂性毒质”。“因为毒伤老百姓很死了一些人,伤的很多。”“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听说该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
爸爸,您为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周恩来伯伯称您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伯伯赞誉您“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方面见诸于书刊已经比较多了。但是有关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情况还鲜为人知。您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对于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从不推辞,勇往直前。您在生活上艰苦朴实,同士兵一样吃穿,抗战时期每月领5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从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直到34岁才结婚。这些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您的高贵品质。正如您信中所写,“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在我俩分别的过程中,我并非不感寂寞、孤单,有时更极想有人安慰,但我决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妻间应有的态度”;“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是‘爱莫能助’,你当能谅我。恳切地希望你为我及北北珍重自己的身体及自己的一切”……您对理想如此坚定,对家庭这样负责,又常以不能更多地帮助妈妈而难过不安。您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正如著名哲学家培根所说:“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爸爸,您为之奋斗并献身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21世纪之初的中国,正迈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您的家书,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我是看着父母抱着我的全家福照片长大的。那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已经开始,母亲刘志兰带着刚刚出生三个月的我返回延安前与父亲左权的合影。看着这幸福的家庭,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母亲和我与父亲永别的留念,也是我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1942年5月22日深夜,即在父亲牺牲的前两天,他给我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和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啊!
2001年4月,我和刘太行有幸和山西电视台的同志们一起,寻访了我父亲左权抗战期间在山西战斗、生活过的一些地方,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父亲。
我们一行首先来到潞城北村的八路军总部旧地。1938年至1939年间,八路军总部曾在这里驻扎了268天。在这期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的父亲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我军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全歼山西境内中国军队的十一路围攻、二次九路围攻,挫败了日寇对太行山区的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在战火中巩固和发展起来。1939年4月16日,我的父母在这里喜结良缘。听母亲说,婚礼既热闹又简朴。朱老总、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首长,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彭老总正在冀南工作,未能回来。婚后,父亲依旧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白天,他忙于公务,晚上在烛光下研究战略战术,从事写作。我母亲在婚后的第四天,就随巡视团离开北村,去沁水、阳城、晋城等地工作去了。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从北村迂至武乡,先后落脚在砖壁、王家峪。这期间,父亲曾指挥二纵队在太南山区开展了磁县、武安县、涉县、林县战役,歼敌万余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在砖壁,父亲配合彭总指挥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大规模的战役以胜利宣告结束,毙伤日军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进攻。
1938年2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左四)、副总司令彭德怀(右一)、副参谋长左权(左一)在山西洪洞县白石村温家院接见美国记者露丝一行
前来“左权将军故居”的人越聚越多,人们谈起左权将军无不情谊深长。他们讲述了左权将军在砖壁带领干部、战士筑水坝修蓄水池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战士因摔坏了老乡的一只瓦盆,赔付老乡三角钱的故事……最后,全村男女不约而同地高声唱起《左权将军之歌》。
就是在砖壁拍过那张全家福的几天后,母亲带着我消逝在父亲视线的尽头……秋日的晴空下,挑夫的担子一头挑着睡在小木箱的我,另一头挑着一筐我的日用品,扁担上还晒着我的尿片。翻过道道山梁,走过村村寨寨,一个多月后,我们母女终于到达延安。21个月后,我最亲爱的父亲却捐躯在战场上。
告别了砖壁村,我们一行人前往当年的黄崖洞兵工厂旧址。我们从黄崖洞的南口瓮屹郎进入仰天奇观“一线天”,便来到黄崖洞水腰工厂区。为了贯彻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靠的军事工厂”决议精神,父亲亲自组织领导了建设、保卫兵工厂的工作。从1939年3月到1942年,他为黄崖洞兵工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跋山涉水,亲自勘察、选址,率领干部、战士和民工,一起攀崖越岭,担土挑石、搬运机器,亲临工地指挥,仅用了半年时间便建成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的(年产七九步枪400多支,掷弹筒200多门,五零炮弹3000多发)、八路军抗战初期数一数二的兵工厂,有力支援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1年11月,他亲自指挥了黄崖洞保卫战,击退了日寇坂垣师团5000多敌兵力的进攻,歼灭日寇1000多人,胜利地保卫了兵工厂。
我们一行人在山西省的最后一站是瞻仰父亲殉国的地点——左权县麻田十字岭。那是1942年5月,3万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实行铁臂合围,5月25日下午,八路军总部终于跳出了合围圈。就在几千人即将转危为安的时刻,一颗罪恶的炮弹突然袭来,父亲高声呼喊:“同志们,卧倒!”同志们都脱险了,而我的父亲却倒在了还有几步即可翻过的山梁上……
在父亲牺牲的地方有一块纪念石碑。这是浸透父亲鲜血的土地。我采集了一捧山野花,轻轻地摆放在石碑旁。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父亲默哀,向九泉之下的父亲倾吐心声:亲爱的爸爸,女儿看您来了!自从我会叫爸爸的那一天,妈妈就告诉我:你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爸爸,您是中华民族不死的英雄,您是女儿心中永远的丰碑,对您深切怀念将伴随着女儿的终生……
中午时分的十字岭,艳阳高照,薄如轻纱的白云飘渺萦绕着青山峻岭,我仿佛感到父亲已和太行群山融为一体,化成一座拱卫祖国山河的铁壁铜墙。我向着群山放声呼喊:“爸爸……您的女儿回来了……回来了……”
中共左权县委书记石勇谈到,纪念左权将军,就要追随将军信仰,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全体党员干部都要以左权将军为榜样,始终铭记左权将军“血染十字岭、誓死卫中华”的英雄事迹,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融入到左权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纪念左权将军,就要继承将军遗志,担负时代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要紧紧围绕全县“十四五”建设“清凉夏都、红色左权、转型高地、太行强县”的宏伟目标,牢固树立“一切围绕产业、一切为了产业、一切服务产业”的发展理念,常思富民之策,常怀为民之心,让左权产业实现全面振兴,让左权发展的“民生含量”更加充实、成色更足。
中共左权县委书记石勇与太行行部分成员留念。左起:李洪、李小荣、彭宇、宋京波、石勇、陈人康、刘煜滨、刘晓春、张胜华、程振华(左权县副县长)
纪念左权将军,就要弘扬将军精神,保持恒久韧性,执着奋发向前。要有苦干实干的坚强毅力,对于全县重点工作,要分秒必争、勇于担当,遇到问题困难不推诿、不回避,把全部心思都用到干事业上、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抓落实上,一本经念到底,一件事抓出头,将我们描绘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纪念左权将军,就要传承将军遗风,锤炼优良作风,永葆政治本色。要始终铭记左权将军在艰辛岁月中艰苦奋斗的身影,以左权将军的榜样和力量为镜,以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为镜,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艰苦奋斗、艰难奋进的工作韧劲,勤俭节约、勤政务实的优良作风,在先辈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这片红色热土上,不懈奋斗,书写左权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华彩篇章。要踏着左权将军的足迹,汲取新的奋进力量,在新的征途上,更加拼搏实干、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告慰将军英灵。
88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吞并中国。在那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山西,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见证了无数惨烈的战斗和不屈的抗争。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更是承载着那段历史的厚重记忆。在这里,八路军总部运筹帷幄,指挥着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日夜操劳,为抗击日寇、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殚精竭虑。他们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带领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左权县的人民也展现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他们积极支援前线,为八路军提供粮食、衣物,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伤员、传递情报。他们与八路军战士们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同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抗日长城。
在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华儿女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尊严,不惜牺牲一切。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穿越时空,依然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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