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孤儿北上内蒙古大爱托底
发布时间：2025-08-10 15:25:11| 浏览次数：
董明珠在内蒙古包头参观时，提起草原妈妈的大爱，商场上已经身经百战的铿锵玫瑰董明珠，讲起来几次哽咽。能让铁娘子董明珠提起来感动落泪的是什么事？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那时候中苏两国关系变得很差，国际环境特别紧张。国内问题一堆，国外压力也大，国家发展就像被困住了，动弹不得。这段时间的饥荒，大家都叫它“三年难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福利院收留了大量因饥荒被遗弃的孤儿。他们有的父母双亡，不得不送到福利院，有的父母虽然健在，但家庭条件困难出去乞讨，孩子也被迫交给了政府抚养。
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很快陷入危机，后来将大批孤儿转移到上海的保育院。为此，上海政府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宁愿省下经费，也要确保这些孩子们的衣食住行。但是随着孤儿越来越多，物资匮乏，上海也开始捉襟见肘。不得不向国家上报。
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心里牵挂着这些孩子，夜不能寐。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康克清遇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请他帮忙支援些奶粉。
乌兰夫认为送奶粉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他提议把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来，转送给当地的牧民收养。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欣然同意，并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1960年，来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他们坐上一列列北上的火车，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
这时候的内蒙古，流传着一个说法，“只见母亲抱娃，不见孩子满地跑”。因为前几年疾病闹得厉害，好多刚生下来的小家伙都没能熬过去，所以现在好多牧民心里头啊，都特别希望能有个健健康康的孩子。
蒙古人的长生天信仰，游牧文明的灵魂穹顶。蒙古谚语：“长生天给的性命，草原就得接着” “捡到的牛犊要养大，遇到的孤儿要养亲” 蒙古史诗中的“诃额仑夫人”（成吉思汗之母）曾收养四个部落遗孤，牧民视收养孤儿为“现代诃额仑”的荣耀。“孩子不是谁的财产，是长生天交给我的嘱托”遵天命者，天赐风为马、云为旗赖长生天之力，得天地之赞。
面对国家的孩子，乌兰夫的指示“接一个，保一个，养一个，壮一个。”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牵头，安排人力、财力，部署接运孩子。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建设了10座大、中型育婴院。1960年，内蒙古开始接收孤儿及安置工作。
从1960年至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名孤儿。凡有接待孩子任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在孩子到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这一经历被称为著名的“三千孤儿入内蒙”事件。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有资料线年“三千孤儿”北上，在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中，写着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小椅子、便盆、澡盆、枕头、毛巾等物品。
由于孤儿院人手不够，所以孩子们是分批送来的。1960年6约，呼和浩特组成17人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7月，伊克昭，19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100名；8月，哲里木，17人接运小组赴上海，接运60名；呼伦贝尔……巴彦淖尔……包头市……昭乌达盟，锡林郭勒，草原各处都有暖心的身影。
3000名孤儿到了内蒙后，没直接送到牧民家，而是先被带到了内蒙各个城市的保育院。在保育院里，孩子们会先适应下内蒙的吃的和住的环境，等身体养好了，再找人领养。
在他们进入内蒙的第一时间，便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当时的内蒙古，虽然也经受着困难时期的严峻考验，但内蒙古各族群众把这群孤儿当作国家的孩子，这份养育责任里裹满了着家国情怀。年迈的额吉（蒙古语，意为母亲）、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长途跋涉，争先恐后前来收养这些孤儿。
1961年，年仅19岁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都贵玛被分配到四子王旗保健站，抚养旗里刚刚接收的28名“国家的孩子”。这些孩子最小的刚刚满月，最大的也才6岁。在第一次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她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每个孩子都需要大量细致入微的照顾。
为28个孩子准备一日三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做好早饭等孩子全部起床后，她又得给他们穿衣洗脸，喂他们吃饭，等全部忙完，已经快到中午。她又得准备下一顿饭了，而此时，她自己连水都没空多喝一口。
除了吃喝拉撒，孩子们的睡觉也是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南方人，一时之间对内蒙的气候还不习惯，夜里睡不着得哄，孩子们不睡觉，都贵玛也没法睡。
草原的夜里，除了风声，还有孩子们的哭声，有的时候，如果遇到孩子不舒服，可能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让大部分孩子睡着，而她没多久又要为孩子们准备早饭。她回忆说：“一下来了那么多孩子，像小羊羔一样特别吵，白天要照顾他们吃喝，晚上还要值班，根本没法睡觉。”
从喂奶喂饭到卫生护理，她常常不眠不休；孩子生病了，她冒着凛冽寒风和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去找医生。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经常挨饿的年月，堪称奇迹。
孩子们被养的壮壮的，等待一个个养父母办好手续来收养，都贵玛短短几年里经历了28次分离，后面她又每家每户跟踪，不会喂养的教喂养，已经适应的观察成长，她把28条性命，看得比自己还重。每年，都有牧民会带上孩子，一块儿去看看都贵玛，这些孩子长大后，还是保留着这个老传统。年老的都贵玛常常拉着他们的手，说起“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那时没能记住你们28个孩子的汉族姓名……”如果我记得起你们的汉族名字你们长大了问起家乡找亲生父母联系起来就会方便得多……
刚到草原时，孩子们衣服上都别着一块小布条，上面的数字编号是他们的代号。走进蒙古包，草原额吉给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格日勒、娜仁花……
鄂温克高力族的蒙古人宝莉根、南吉勒玛夫妇给收养的女娃娃取名奥德巴拉，蒙古语菊花的意思。当年，为了保住敖德巴拉一条得了骨结核的腿，两夫妇卖掉了牛羊、马匹，以及心爱的雕花马鞍，给孩子治病。
3000名孤儿里，也有几个孩子，因为年龄太大，牧民领养的时候有了顾及，私心里怕董事的孩子养不熟，跟自己不亲。当时，正在内蒙古镶黄旗哈音哈尔瓦公社卫生院当护理员的张凤仙，一见到这几个大一点的小家伙，见无人领养，这一年张凤仙新婚燕尔，和丈夫还没有生育，所以很担心丈夫会不同意，于是她找到机会，开诚布公地解释了这几个孩子的情况。并表示，“我一定要将他们带回家”。没想到的是，丈夫道尔吉非但不反对，还表达了强烈的支持，随后，两人便来到医院，办完了所有的领养手续。
六个孩子等来的是一位脸色红红的蒙古族阿姨。她拉着他们的小手，抚摸着他们瘦瘦的脸庞。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讲的话。可孩子们从阿姨善良而热情的目光里感到了母爱的温暖。母爱，是一种不用翻译的语言。他们拉着她的衣襟，像一窝待哺的小鸟，终于等回了妈妈。
当负责同志问张凤仙：“你领养哪一个？”本来想领养一个的张风仙，看到6个孩子手拉手谁都不想被留下，她回答负责同志：“全都要！”
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护林员的丈夫收入微薄，凭空添六张嘴吃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负责同志再问她“能养活得起吗？”
她的孩子们是坐车勒勒车回去的，一个新的温暖的家是从勒勒车开始的。长长的车辙，辗开了此后长长的日月。
孩子们的记忆里，她在刺骨的冰水里给他们洗那一堆堆脏兮兮的衣服，她就着小油灯一针一线给他们缝制鞋袜，记得她踏着齐膝深的积雪，到90里之外去为她南方来的六个孩子背回30公斤大米。
张凤仙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国家的人，我只是草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国家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你们养大成人。她知道她领养的孩子都记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就让孩子们喊自己阿姨。她对孩子们要求最多的就是好好学习，说你们要是不好好学习，你将来能对得起国家，能对得起党吗。从那么大老远，从南方弄到这儿，不容易。
1991年，30多个春秋过去了，当年还不到30岁的年轻妇女张凤仙头发白了，背佝偻了，草原的风在她的脸上吹开了蛛网般的皱纹。可是，六只小鸟却长成了草原上的雄鹰。两个从大学毕业了，两个当了兵，两个成了国家的职工。这是张凤仙心中最大的安慰、最值得自豪的资本。当她在病榻前，悄悄松开儿女们的手，临终前，她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去上海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吧”。然而，这些孩子却异口同声地说道，“草原就是我的家”。告别这个世界时，那一双善良的、充满慈爱的眼睛安然的闭阖了。
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习惯，但是在镶黄旗草原上，有一座由6个汉族孩子为蒙古族父母亲立的墓碑。墓碑上面镌刻着：慈父道尔吉，慈母张凤仙。
“母亲！”对着这块丰碑喊出心声的，不只是巴特尔兄妹六个人，和他们同时来到内蒙古的3000名上海、安徽、常州等地的孤儿，多年来，在草原母亲温暖的怀抱，都深深感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内蒙古人民养育他们的深情厚谊。
2019年9月，自己没有儿女、却养育了28名“国家的孩子”的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的草原儿女给80岁高龄的都贵玛建了养老院
内蒙古建立“一人一档”健康追踪系统，孤儿被赋予蒙古族名字，学习蒙语，但保留原有民族身份（汉族居多）。部分孤儿成年后通过“国家的孩子”寻亲项目与南方亲人团聚。多数扎根内蒙古，成为医生、教师、牧民，60年后，3000孤儿中走出467名教师、213名医生和39名非遗传承人。
孤儿宝力德（原名陈华东）成年后成为草原医生，他说：“上海给了我生命，内蒙古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010年他带领医疗队回馈牧区，至今义诊超5000人次。
托娅（原杭州孤儿）创办的“草原爱心学校”，累计资助1200名贫困生。2023年内蒙古博物院特展中，一件打满补丁的蒙古袍旁标注：“牧民萨仁其其格用这件袍子包裹过8个不同民族的孩子。”
约65%的孤儿成年后选择留在内蒙古，他们称草原为“生命的第二故乡”。教师苏雅拉（原苏州孤儿）说：“上海给了我出生证，草原给了我心跳。”
儿科医生其木格的养母坚持用《蒙古秘史》故事教她认字，每晚用羊油灯照明学习，最终考入北京医科大学。93%的教师/医生表示“养父母的教育投入超过亲生子女”。
1964年内蒙古启动“彩虹计划”，优先保障孤儿大学生活费（每月32元，是普通学生2倍）。1978年后，78名孤儿通过政策扶持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心理学家追踪发现：这些孤儿利他行为指数比普通人群高47%，这与早期被救助经历强相关。
教师娜仁花说：“我站在讲台上，看到的每个孩子都像当年的自己。”学有所成的孤儿们，创建17所牧区双语学校，教师乌云团队编写的《民族团结读本》被纳入内蒙古地方课程。
医生张红梅（原南京孤儿）改良的“蒙药蒸汽疗法”，使牧民关节炎治愈率从31%提升至89%。抗疫数据：2020年新冠疫情中，213名医生全员请战一线。
76岁的哈斯仍在给牧区孩子网络授课，他保存着1961年领养时裹身的蓝布片。
医生巴图每年冬至带养父母遗照回保育院旧址，用上海话和蒙语各说一遍“我回来了”。
教师娜仁托娅在锡林郭勒创办的“彩虹小学”， 467名教师联合设立“额吉奖学金”，累计资助牧民子女1.2万人次。
213名医生中，有37人常年巡回牧区，被牧民称为“马背上的安达（兄弟）”。
内蒙古博物院展出一件特殊的蒙古袍——上面缝有3000块不同颜色的布片，象征“破碎的生命重新缝合”。
“这不是一件袍子，是3000份出生证明缝成的襁褓，是游牧文明对定居社会的一次输血，更是一部用羊绒写就的《战争与和平》这里所有的战争都与死神作战，所有的和平都叫做‘妈妈’。”
肉眼看世界，全是名利； 天眼看世界，无尽轮回； 法眼看世界，皆是因果； 慧眼看世界，俱是心幻； 佛眼看世界，满是慈悲。
